“党政军民学，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。”在我们党的历史上，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，由来已久。

　　“党领导一切”这个概念在我们党内最早于抗日战争时期出现。1942年，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。为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，同时也为了克服这一时期党内出现的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，统一领导根据地内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各项工作。为此，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通过《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，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，“党是领导一切其他组织，如军队、政府与民众团体”。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，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。这是关于“党领导一切”的规定，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。

　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发“党领导一切”的思想。1954年9月15日，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指出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。1962年1月30日，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，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、政、党这七个方面，党是领导一切的。党要领导工业、农业、商业、文化教育、军队和政府。上世纪70年代，毛泽东同志重申：“党政军民学，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。”

　　当然，毛泽东同志同时认为，所谓“党领导一切”并不等于包揽一切。领导一切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，而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大包大揽。对于这一问题，周恩来同志也有过精辟论述。他说：“必须肯定，党应该领导一切，党能够领导一切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？什么是一切？”“我们所说的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、政策、计划，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，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。至于具体业务，党不要干涉。”

　　在战争年代、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政治环境下，党实行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，为集中资源夺取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是，由于受“左”倾错误思想的影响，“党领导一切”在个别时候演变为“党统管一切”，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被囊括在党的全面掌管之下，引发了负面效应。鉴于相关经验教训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“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，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、以党代政、以政代企的现象”。党的十二大对“党的领导”作出限定：“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、思想和组织的领导。”

　　这一时期，邓小平同志多次在讲话中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施过程中的弊端：“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，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，不适当地、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，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，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，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、拍板。党的一元化领导，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。”基于这种判断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设想：“为了坚持党的领导，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”。但必须明确的是，“改善党的领导”并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，涣散党的纪律，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，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。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。要不断地改善领导，才能加强领导。

　　随着执政环境和党内形势的新变化，2000年1月，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，再次重申了“工农兵学商，党是领导一切的”的思想。他强调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。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，关键取决于我们党，取决于党的思想、作风、纪律、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、领导水平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党领导一切工作”的思想。他形象地说：这就像“众星捧月”，这个“月”就是中国共产党。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，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“帅”，车马炮各展其长，一盘棋大局分明。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都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，突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，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。党的十八届七次全会进一步指出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，坚持党领导各项工作的体制机制，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，确保党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。

　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，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“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”，并将其置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。同时，明确要求必须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提高党把方向、谋大局、定政策、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，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。

　　可以说，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、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。